七十年代我讀到瞭《水滸傳》

去年夏天在香港，北島約給《今天》寫一篇關於七十年代的文章，今天，他來信說，稿子已刊發在冬季號，並轉李陀選入正在編輯的《七十年代》一書。他發表以後，我也可以發在這裡瞭。

十五歲那一年，我上初中二年級。

不是正經的初中，叫戴帽子初中。就是原來的公社中心小學加開瞭個初中班——文化大革命出現的新事物。上課的還是原來的小學老師。

學校圍墻裡有幾棵大白楊樹，是革命聖物。紅軍長征所經過“雪山草地”的雪山部分，就是我故鄉那一帶地方。紅軍為瞭籌集過草地的食糧，在這一帶等待麥熟，多所盤桓。毛澤東曾住在學校對面的土司樓中。紅軍來瞭，土司跑到山上躲藏，毛就在樓中讀土司傢藏的漢文《三國演義》。就是這個時候，毛在這幾棵白楊的某一棵上拴過他的座騎。

學校並不因為在偏遠藏區，就能躲過文革風暴的席卷。除瞭語文與數學還有大致的教材。化學課到學校外的生產隊去生產堆肥。物理課是到農機站看修理拖拉機。學到的這些東西，初中畢業回鄉時短暫用過。

如今回想起來，小學到初中，八九年學校生活，也就是認識瞭兩三千個漢字。

學兩三千個漢字有什麼用處呢？我不知道。似乎就是用來學習報紙上的批判文章，和模仿那種雄辯的腔調寫批判文章。我把這個疑問告訴老師，老師默而不答。另一個並不給我們上課的老師卻說：等你認瞭更多的字，就可以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還有列寧和斯大林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