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回味的杜拉斯情感意識

《情人》的篇幅並不長，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它產生的那種強大的既與欲望相互抽離，同時又神經質地在敘事中再現現場的張力。簡單地講，《情人》是一部，初讀起來像是自傳，但時時都在跳出的作品，其實它要跳出的，不僅是杜拉斯的世界，同時它有一個關於記憶，變形和作者意識的微觀形態。我們無法忽略，當她戴著那樣的帽子，穿著帶金邊的鞋子，在渡過湄公河時，她所身處的那個遠離歐洲的世界。

假如杜拉斯猛烈的情感意識值得回味的話，那麼那一塊稱作西貢，湄公河，南亞的殖民地，便是一塊歐洲的飛地，甩開瞭歐洲保守的道德和情操，被沉重而滯緩地丟棄在一大塊有著紅土，河流和死魚的南亞。那是遠離瞭歐洲，但仍在抽動的歐洲意識。更重要的，《情人》的回憶實際上要優先於它的真實，或者說它的真實要服從於它的回憶。在這塊河水中飽含紅色泥土的南亞熱帶叢林裡，一種歐洲的瘋狂的女性意識跟一個偶然的中國男人在此相遇，但杜拉斯選擇的起點依然是她和她的法國傢庭。在此，小說在結構上始終在動蕩，在這樣切割般的打破線性敘述的空間中，她有時寫到瞭母親的生活，哥哥的生活，一種對於歐洲飛離的現實的詛咒，甚至要超過她那難以抹去的痛苦。

即便如此，《情人》始終是放棄任何對於愛情結局的某種企盼，更別說對於愛情結局的努力。從這個角度上說，《情人》是象征性的，如果說她和中國男人的愛情和性有什麼現實性的話，那這現實性要遠遠低於她在南亞殖民地，對於那種法國人最真實的原生地的某種魔咒般的敘述。但顯然杜拉斯無法回到更準確的記憶中。我們看到那十六歲的少女的身體實際上是在執行著一個於一九八四年已經變老的敘事者那近乎不朽的癡妄，既有對男人的渴望，同時也有對肉體的冷漠，拉扯和那種抽搐般的書寫。《情人》既是對殖民地侵略在肉體上的一種反撲，同時也有一種主動的微觀的自我懲罰，尤其是對於中國男人和她傢人有限的關系描述上，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性，還是文化氛圍，實際上，人們是無法走到一起的。值得註意的是，法國女孩很貧窮，一個在殖民地經受貧窮的殖民者的一個身份，卻正在經歷罕有的靈肉的對抗，這從很直觀的角度上，過度地闡釋瞭殖民的墮落，以及對某種本地化愛情的異化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