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作文

篇一：發憤著書說和王充思想

第二節 司馬遷“發憤著書”說

“憤怒出詩人”，這是西方流傳的一句名言。詩人往往誕生於憤怒，詩作往往是人的憤怒情感的發泄。德國作傢丁.凱爾納在《詩》中說：“真正的詩歌隻出於被深切苦惱所熾燃著的人心”。這句話在我國古代的《詩經》中也能找到它，《詩經》中的無名氏已在吟唱：“心之憂矣，我歌且謠”，“君子作歌，維以告良”，心之憂，故歌且謠。盡管“狀”和“憤怒”在情感的強度上有別，但如與歡愉、和平、寧靜的心理相比，畢竟還是可以把它歸為一類，即屬於創作的經歷和情緒。這可以說是古文人“發憤著書”說的先聲。

縱觀整個中國古典文論史，雖然處於正統和主流地位的儒傢文藝思想所要求於藝術傢的是“發乎情，止乎禮儀”，是“主文而譎諫”，是“溫柔敦厚”，但藝術傢們仍然走出瞭一條叛逆之路，從“詩可以怨”中發揮出來的“憤”的意義，在歷代文論中都有所申張並形成瞭一條頗為鮮明的脈絡，在司馬遷之前，這條脈絡大約是“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詩·園有桃》)——“詩可以怨”《論語》)——“發憤以抒情”屈原《惜誦》)——“憤發於中而形於外”《淮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