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誠筆下的“明朝那些事兒”

文/嚴傑夫)明史向來是國史研究領域的“顯學”，不僅是因為這是五千年中最後一個漢族封建王朝，也是因為朱氏王朝276年的國祚，遺留下的史料可謂汗牛充棟，其中有太多的故事可供後人想象或演義。君不見，那套《明朝那些事兒》常年高居歷史類圖書榜單之首，就連方舟子這樣的網絡紅人都要“戲說”一把明史，以顯示一下自身的學識。

然而，殊不知浩如煙海的明史資料，或由於作者立場各異，或由於為社會現實考量，各種史料文獻的記載間有太多的抵牾，讓人很難分辨其中真假。即使如那個年代的學人著作，諸如王世貞的《弇山堂別集》、張岱的《石匱書》，都難免有闕誤之處，更不用提如今這些四處流傳的野史瞭。當代著名明史學傢陳寶良言“明季野史，多達千傢。記載歧出，桀訛甚多。”對如此多的史料“去偽存真”，不得不用考證、訓詁這些傳統的治史方法，這就要求治學者有龐大的閱讀量。著名明清史傢孟森曾對史料根據可靠性分作若幹等級，“其最初未經文人之筆點竄者，有如塘報，有如檔子，有如錄供，此可謂初級史料。至於入之章奏，騰之稟揭，則有紅筆揭帖，汗牛充棟，已為進一步史料。至科臣所抄，一方下部議行，一方已錄送史館，其中已微用文史句例點改，此則與史料發生關系，又為進一步之史料。館臣據此按日排纂，謂之日錄，與記錄王言之起居註，皆以日記，居然史之一體矣。而其距勒為正史，則等級尚遠”。如此多類目的史料，隻有那些真正去一層層爬梳的人，才有資格擔當起“秉筆直書”的史官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