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人才做學問,二流人才做教師,三流人才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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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在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中發生過這樣一件事：當時的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擬成立民族研究所，時任研究院總幹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門，誠請知名語言學家李方桂出任研究所所長，李卻堅辭不就。

逼得實在沒辦法了，李只好說：“我認爲，第一流的人才應當做學問；第二流的人纔可做教師；第三流的人纔是去做官。”

傅斯年聽後，躬着身作揖而退：“謝謝先生，我可是三流人才。”在當時許多清華人的眼裏，做大學問比做大官更受人敬慕。

這種觀點未必全面、準確，但卻真實地反映出當時真正的學者對做學問與做官的態度。當然，能做學問的人與能做官的人都是難得的人才，社會也需要這兩方面的人才，而人又有各自的天賦和特長，一個公平和諧的社會就應該給人盡其才創造一個寬鬆的環境，讓會做學問的人安心地做學問，使能做官的人儘可以去做官，這纔是理性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