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鬆靈:基礎研究要耐住寂寞
文章分類:財富人生
你也會想看的:等待與時間無關,它是一種習慣。它
王鬆靈出生於湖南省湘鄉的東郊農村,後來就讀於毛澤東、蔡和森、陳賡、肖三等前輩學習過的東山學校,這裏嚴謹的學風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直到今天坐到首都醫科大學副校長的位置,不論是教學還是研究,他都盡心盡力恪守嚴謹二字。
我是1979年考進北京大學口腔醫學院,一直到1989年在那裏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口腔醫院工作了一年多以後,我拿到了日本的一個醫學獎金,1991年到日本東京齒科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從事腮腺研究和唾液腺的放射生物學的工作。這是我第一次出國,日本有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理念,我初步體驗了發達國家的科研水平與環境,開闊了眼界。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學習一年期間,我看到日本人的敬業。在日本的實驗室裏,同行見面打招呼說的是“加油幹”,而不像國內大家問候用的都是“吃了嗎”或“幹什麼呢”等詞語。
1992年,我完成博士後研究又回到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口腔醫院,醫院對我非常重視。在朱宣智、王邦康等既是領導又是良師益友的前輩和同行支持下,我籌建了國內第一個涎腺疾病中心。中國有豐富的臨牀資源,但臨牀研究並不理想,以前的研究是總結性質的,沒有很好的設計和前瞻性,我希望通過涎腺疾病中心促進涎腺臨牀研究。
我是1979年考進北京大學口腔醫學院,一直到1989年在那裏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口腔醫院工作了一年多以後,我拿到了日本的一個醫學獎金,1991年到日本東京齒科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從事腮腺研究和唾液腺的放射生物學的工作。這是我第一次出國,日本有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理念,我初步體驗了發達國家的科研水平與環境,開闊了眼界。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學習一年期間,我看到日本人的敬業。在日本的實驗室裏,同行見面打招呼說的是“加油幹”,而不像國內大家問候用的都是“吃了嗎”或“幹什麼呢”等詞語。
1992年,我完成博士後研究又回到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口腔醫院,醫院對我非常重視。在朱宣智、王邦康等既是領導又是良師益友的前輩和同行支持下,我籌建了國內第一個涎腺疾病中心。中國有豐富的臨牀資源,但臨牀研究並不理想,以前的研究是總結性質的,沒有很好的設計和前瞻性,我希望通過涎腺疾病中心促進涎腺臨牀研究。